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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特点的基础上，指出中国革命成功的战略方向应当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要根治腐败，必须让官员没有机会腐败、不敢腐败、不能腐败。二是提高权力透明度、给公众更多舆论监督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在各种现实压力下，很多官员难免试水，进而覆水难收。互联网的普及则为提高权利透明度提供了空间。无论是中纪委网站举报，还是微博反腐，形成了对"表叔""房叔"的强大压力。过去十年，在中国GDP跃居全球第二的同时，腐败问题也日益严重但必须认识到，即便是最新这轮反腐，仍然没有摆脱运动式执法的窠臼，运动过后很可能旧病重发，甚至报复性反弹。

与八十年代主要靠"批条子"的价格双轨制寻租相比，如今的腐败则借助于矿产资源、房地产、银行信贷、IPO、股份代持、收购兼并、官商联盟等形式，不仅规模远非昔日可比，而且呈现出普遍化的特点。现在别人跟我说话，语速都慢了，有些话还不敢跟我说，见我也不理我。李总理的理念阐释与其法学教育和研究背景密切相关，也与其经济学背景密切相关。

李总理在知识背景上具有典型的英国法治理论素养，其来源在于：第一，北大法律系求学期间受留学英国的我国著名公法学家龚祥瑞教授（拉斯基和詹宁斯的学生，1996年去世）的指导和培养，对英国公法传统下的自由与秩序理念深有领会。（二）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由此形成中国改革总体格局中政治集权与行政分权相结合的权力调整逻辑，旨在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更稳靠的秩序基础和更自由的竞争环境。也就是说，人民始终保有未经法律纳入国家范畴的自由与权利，其实践场域就是家庭、市场与社会这些非国家范畴。

十年来，《行政许可法》在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市场/社会自由推进方面尽管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推动整个政府理念转型与治理体系变迁的价值与功能并未充分释放。这里实际上涉及到人大立法权与行政权的界限问题。

尽管自由法治早就在理念上确立，但从抽象理念到具体制度，西方也至少探索了一两个世纪。从治理理念回到中国法制环境，我们可以发现，与李总理的理念阐发及改革设计密切相关的一部法律早在2004年前后就已出台——《行政许可法》。李总理的简政放权三论（管放结合论、自由法治论和改革分享论）具有扎实的现代法治逻辑基础和现代治理制度预期，是全面深化改革在行政权层面最权威的治理哲学。精兵简政由此成为根据地时期延安革命精神的重要内容。

今日，中央政策话语里的诸多提法其实与辅助原则在原理上是相通的，比如抓大放小搞活、有所为，有所不为等。在此背景下，李鼎铭等民主人士陕甘宁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上提出有关财政问题的提案，建议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遂被中央研究采纳。第三，改革分享论，即改革开放是以增进每一个人的福利为目标的，简政放权是公平分享改革成果的制度推动力。不过，精兵简政在这里主要是应对根据地财政压力而采取的临时管制措施，还不具有现代治理意义。

这一自由原则是私法的基本原则，也可获得公法理论的证成，因为宪法宣布国家的一切权力来自人民，则人民是真正的主权主体，其通过国家法律表达的公共意志成为拘束政府和民众的共同规范，而未被法律禁止的行为则仍然处于人民的始源性自由之中，后者是一种自然、正当而具有目的性地位的自由。这是一个以自由、法治和创造力实质支撑中国梦及每一个中国人的成功梦的时代。

在简政放权三论中，最具有法治理念色彩的是自由法治论。苗静的《辅助原则研究》（2013）对此有详备的思想史考察，笔者不再赘述。

    （本文原载《群众·决策资讯》2014年第2期，江苏省委主办，发表时略有删节，作者系北航高研院讲师，北京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专家委员，法学博士） 进入 田飞龙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治 。正是基于这些理念性的授权/禁止、秩序/自由的二分法与辩证性，与简政放权直接相关的管放结合论才具有了理论上的正当性。除了在精神气质和传统上与根据地时期的精兵简政有所勾连之外，这一新治理原则的主要理论基础完全是现代的。本文关注的是行政分权脉络下的简政放权逻辑，尤其注重从法治视角加以分析和评断。这一原则在西方具有深远的古希腊哲学（亚里士多德）背景和基督教教义根源。就当代中国而言，则是经由父爱主义的古典模式、国家主义的集权模式逐步转型为社会主义的自由法治模式的过程，目前的改革重点是在维持稳定秩序与基本经济增长的前提下如何更加明确有序地释放市场与社会之自由与创造力的问题。

其实，即使在西方法治国家，管与放的问题也依然是一个纠缠着政府治理正当性与效率性的中枢问题。将简政放权放置于欧洲治理哲学中的辅助原则框架之下，我们或可进一步探求并认知李总理三论中包含的无比精妙的现代治理思想渊源。

可以说，《行政许可法》的实效化正是从李总理的简政放权三论开始的。就权力收放而言，习站立政治高层统筹全局，为推行更艰巨改革而呈现政治集权之势，跨部门的小组政治即为明证。

这是现代法治的常识性认知，然而要将这一认知正式表达为政府的施政与改革理念，中国却走过了漫长而曲折的探索历程。这是依法行政的最基本内涵。

简政放权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理念支撑和制度取向。而一旦严格依法行政，按照法律要求减肥，则政府权力自然会瘦掉一大圈，效率将会提升一大步。        在党史脉络中，简政放权的传统可以追溯到抗日根据地时期的李鼎铭建议。（四）行政机关采用事后监督等其他行政管理方式能够解决的。

这是天主教教皇面对当时的法西斯极权主义而提出的捍卫西方自由与自治的治理哲学，二战后几乎被德国基本法以及欧盟治理实践完全吸纳，如今更是成为欧盟及其成员国治理哲学的核心原则。因此，当权者应当明白，越是遵循辅助原则，保持各种辅助性组织之间的层级秩序，就越是可以增强社会的权威和效率，从而促进国家更加幸福和繁荣。

遵循这一原则，国家将获得更大的自由、更强的力量、更有效率地去履行真正属于它，并只有它能完成的职能，从而根据环境要求和事态需要，对各类重大事务进行指挥、监督、激励或限制。龚祥瑞教授1930年代末留学英法，对此原则的理念基础与制度预期应已了然于胸。

从比较意义上，李总理的简政放权三论在理念表述与制度预期上可以和欧盟的辅助原则（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 相对照。李总理后续的经济学博士经历以及对中国经济转型的研究，对其清晰梳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至关重要。

  总之，处于行政分权脉络下的此轮简政放权改革，不再以改革初期的功利主义逻辑为出发点，而是奠立于稳靠的、由改革开发本身释放并巩固下来的自由法治理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础上，因而可以构成中国依法行政与法治政府建设的一个新时代。第二，自由法治论，即法治政府以保障和促进自由和创造力为前提和预设，奉行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即自由。单纯的法律文本本身并无特别意义，文本的意义必须联系具体的语境才能完整阅读和呈现。笔者这里只引用来自1931年教皇比约十一世《四十年通谕》中的经典阐述： 作为最高权威的国家，应当把一些不太重要的事情交由次级团体去处理。

这三论是对现代治理艺术的精辟概括，是对行政权法治化和民主化改造的理念阐释与路径指引，是推进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之治理现代化总体目标的顶层性设计之一。李总理围绕简政放权提出了一系列典型论述：第一，管放结合论，即政府要将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掉。

与对政府守法义务之严格要求不同的是，对于私人主体则采行法无禁止即自由。这是市场经济与法治国家理念与实践深入人心之后的时代共识，经由李总理的解释性表述而成为中国政府关于自由与秩序关系的最新判定。

习李组合开启全面深化改革新格局以来，在国家治理思想与制度设计上出现了颇多亮点。20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的治理是以福利国家为主要问题预设的，是在自由法治核心地位基础上如何合理吸纳并定位政府宏观调控和社会服务的问题，这在某种意义上既是西方内部资本主义吸纳转化社会主义合理批评因素的过程，也是西方走向全面的政治成熟与社会成熟的过程